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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沆、王番以及王孔、郑寿等人都还在汴梁，徐怀跟他们没有中断过书信往来，兼之他对时局的预判到这时候还没有出过大的偏差，因此他对朝中形势的变化，是非常清楚的。
主要是不想引起钱尚端、乔继恩等人无端戒防，朝中有些跟沁水战局直接关联不那么密切的微妙变化，徐怀就刻意装糊涂没提。
一定要说天宣帝与王戚庸、汪伯潜以及大多数站在士臣这个群体金字塔上层的朝臣们，完全可以拿“好谋无断、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这句话形容。
赤扈人侵入河淮，天宣帝与诸多朝臣惧汴梁失陷、身陷囹圄，为乞和卑躬屈膝毫无底线。
在赤扈人迫于汛季及炎热的夏季将至，不得不暂时北撤，天宣帝及王戚庸等人主要还是想着乞和，并秘密派出割城议和使前往雄州、定州以及太原传旨。
河北北部两座重镇雄州、定州的守军，皆于五月中旬打开城门献城，数万守军抛弃两地民众南撤魏州，但割城议和使前往太原宣旨时，为太原守军所拒，目前还没有陷落敌手。
不过，由于赤扈人北撤，朝中很多士臣不再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之感，突然想到还有“气节”这事来，有些事会阖棺而论的。
这时候朝堂再有要事召集群议时，主张求和的声音就少了许多、弱了许多，主战派的声音也就变得更响亮起来，甚至还有言官弹劾王戚庸、汪伯潜等人乞和之举。
太原军民拒绝打开城门向赤扈人投降，执意坚守太原这事，朝中更是没有谁敢公开斥责太原守军抗旨不遵。
在同样的背景下，朝中当然更不会有谁会公然指责景王赵湍率守陵军渡河北上有违规制——至于缨云郡主被劫到景王赵湍的身边，所有人都装聋作哑，似乎都恨不得忘了缨云郡主的存在。
一方面太原守军拒绝献城投降赤扈人，一方面太原作为河东第一重镇，战略地位极其突出，朝廷拟定新的防御策略怎么都绕不开太原。
月前的几次廷议，天宣帝的态度也倾向于先解太原之围，再议和战，甚至还颇为迫切，甚至寄望解太原之围能创造军事上的奇迹，对赤扈人予以重创，以彻底赤扈人打消南侵的心思。
这才有这次郑怀忠出任河东制置使，奉旨率部经太行径北上之事。
这也是朱沆所说的“见敌忧惧、敌去思功”。
作为最为坚定的主战派，特别是二十万军民坚守太原大半年，始终能守住底线不投敌，甚至拒绝奉旨献城，徐怀不能说不支持解太原之围。
然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诸部兵马“迫切”去解太原之围，注定是大越在军事上即将再次遭受的一次惨烈溃败，很可能大越在黄河以北的军事反抗潜力会被彻底的摧毁，从而致使汴梁的陷落势难避免。
看清楚这些，徐怀才真正认清楚，什么叫历史的轨迹不可扭转。
他能反对去解太原之围吗？又或者说他个人的反对有意义吗？
“敌近心惧、敌去思功，如此惶惶，怎谋大计？”景王赵湍听朱沆提及月前几次廷议，竟然连议和派都迫切想解除太原之围后再议和战，也是相当的震惊。
此时的景王，已不是半年前刚出汴梁遇敌之时，在众人辅佐下统领守陵军守巩县、渡河北上，他对天下形势、攻守和战以及大越朝野的真实情况有真正的认识与思考。
倘若说朝野一心、诸军将卒都能齐心协力与虏兵作战，大越在郑州、汴梁、泽州、魏州以及蔡州、宋州总计集结有四五十万兵马，先重新在河东、河北中部地区建立有效的防御，并最终解去太原之围，是能做到的。
问题是这一切前提根本就不存在，而赤扈人目前的部署，就等着大越兵马仓促去解太原之围。
钱尚端、邓珪、张辛等人了解到朝中形势最新的微妙变化之后，神色也都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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