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房租涨价案

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傍晚下衙之后，便带了诸位夫人和侍卫，便装出游。游到京城边上一个地方，却见这么^繁华的都市，到了这里，有些店铺还是关闭的，显得冷冷清清，这就奇了。于是，上前去问一位老年店主。老人回答说：“房价飞涨，店家不堪其负，都交了房，另谋生路去了。”

我又问道：“那店家您怎么还坚守着？”

老人回答说：“我这是房租尚未到期，提前退租房东肯定不会退钱，所以凑合着，等房租到期，也要另谋出路了。”

我听了，的确吃了一惊。我这些年只管军队，地方上之事毫无涉猎，想不到情况如此严重。于是，回来后调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原来宋代的商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物价也与日俱增，这也包括房价，尤其是如首都汴京等大城市，“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房价高得非一般百姓不敢问津，包括一些官员在内，多数在大城市谋生的百姓只能租房子住。然而，房租“水涨船高”。

在宋代城镇中，平民被称为坊郭户，并以财产为标准分为主户、客户，坊郭主户就是在城里有房产、经济条件好的居民。坊郭客户则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他们是城镇租房子的主要群体。而城镇的房舍大小、多少也是宋代区分坊郭主户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实际上，宋代城镇民间房东的组成就是城镇中有房产出租的坊郭主户，以及有房产出租的权贵官宦人家。

当时有一批在城镇中没有固定职业，专门靠出租房子过活的人，被叫做“掠房钱人”：家里有几间空房子打理打理，租给有需要的人，全家生活就有着落了，一般来说，这是城郭主户中的普通百姓。这种情形不少，在当时自发形成了新的行业叫“庄宅行”，成了那些有房人的新“职业”。小房东的房子少，只是混糊口饭吃。如：北宋名臣欧阳修的报告中提到过，河东路辽州一个小房东，自家开了个饼店，同时也出租房子，“日掠房钱六文”，一个月180 文钱，一年得租金2160 多文。而同时期的苏舜钦在他的文稿中，也提到了民间出租业，他说：“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岁入不啻百万”。再看北宋末年，一个权贵官宦，因是太后亲戚，得到赏赐极多，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仅出租房子一项，“房缗钱日二十千”（《宋史》），一天就是 文钱，一年大概在720 多万钱。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能看出，同样是房东，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宋代还有一种出租房，房东是官府。宋朝官府向官员、百姓提供公房出租，房租价格也因时、因地随市场波动。如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首都开封的公租房的房租是每月每间170 文钱。18 年后，绍圣二年（1095 年），远离京城的广东惠州，因营房不够，部分士兵进城租公房，每间月租接近300文钱。

那么，此时最繁荣发达的首都，其房租更会大大增加，这跟北宋后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物价上涨紧密关联。《浩然斋雅谈》中记载了一个叫张卿的官员所写的关于房租的诗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这所附带了园林的一般京城住宅，每月的租金为30 贯，即 钱。而据说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人夫（指被雇佣者）的月收入不到3000 文钱，相当于说，当时10 个工人的收入总额才能在京城租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住宅。

从历史角度来看，宋代的租房市场已然比较规范3，也有些好措施。如根据经济形势、自然气候变化、政治需要等，政府常以减免房租作为笼络官吏以及百姓的措施之一。如宣和七年（1125 年），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私房一律减少十分之二的租金。有宋一代，减少房租的政令常有，至于具体落实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

宋金议和后，宋廷认为“边患”消弭，便着力发展内部经济，“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有钱的富人都竞相投资房产出租，而且租金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当时，在城镇买房，不是普通百姓所敢企及的，相当多的百姓包括官吏还是租房，官府为了减轻居民的租房压力，下令公私租房适当降低租金，这一举措受到房客们叫好，但有些地方官府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常常阳奉阴违。

尽管政府出台了房租打折的措施，很多百姓甚至官员仍感到吃不消，镇江知府甚至因房租高遭遇了一场刺杀：一天，镇江府衙前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身京城衙门差人的打扮，跟府衙警卫说，他是京城太师府里派来送知府迁转命令的差人，要当面交给知府张楠。府衙警卫见他公差模样，又声称携带了中央来的重要文件要交知府大人，不敢怠慢，立即汇报了张知府。张知府很热情地在书房接见了这位年轻人，“展刺拜谒如礼”，京城差人很有礼数，而后，他的眼神扫了一眼站在知府身旁的衙役，对知府说：“秦太师另有指示，请让其他人暂时回避一下！”知府当然照办。衙役们出去后，京城差人从袖子中取出一卷装潢精美的黄纸公文，表情恭敬地将公文在知府旁边的桌子上展开，请知府来看。张知府移步近前，突然，京城差人抽出身配的短刀刺向知府心脏。知府眼疾手快，躲过几次刀刺，脸上被划破了几道小口子。京城差人又用刀狠狠地刺向张知府的颈子，他一仰头，短刀就顺着他的嘴前虚空而过，一时之间，张知府一口咬住刺客握刀的手指，刺客“啊呀！”一声大叫，短刀随即掉地。这时，书房外面的几个衙役闻声而入，将刺客抓住，遂捕送入狱，具奏大理寺、刑部核审，准备处死刺客。

我听说后，感到这个刺客有胆有谋，觉得杀了可惜，这样的人才我们殿前司完全用得着。于是，去了一趟大理寺，找了一番大理寺卿李光耀。李光耀以为我要徇私舞弊，板着一副面孔，一副睁眼不认人的姿态。我把这刺客有胆有谋，觉得杀了可惜，不如物尽其用的想法说了一遍。李光耀一听我是为国家着想，立即变了脸色，笑呵呵地上点心、上茶水。我见他变脸变得这么快，骂道：“你李大人执法如山难道我不知道吗？我李逵哪有什么亲戚朋友需要我说情？和你李大人一样，无非为着国家社稷着想，你以为我还有什么私欲不成？你今日这狗眼看人低的态度我可是记下了，下次你李大人若遇到和我李逵一块做事，可别指望我高看你一眼了！”

李光耀连忙作揖笑道：“殿帅别生气，这是逗你呢，你以为我不知道您的脾气秉性？上次您三案督办，业务上的事您不管不顾，完全放心我李光耀办事。我拟呈的奏折您连看一眼也不看，这就是绝对的信任。和那些不懂装懂门外汉的做派大相径庭。我李光耀一生无他特长，唯以秉公执法自信，却总是事事掣肘，因此，郁郁不得志。只有在您的督案中有了一次自主权，便下决心今后不与您为难。”

我骂道：“什么不与我为难？我们都是为皇家社稷做事，为人民百姓做主。怎么能说今后不与我为难？假如我李逵也想徇私舞弊，难道你还要助纣为虐不成？”

李光耀自嘲地讪笑道：“殿帅，那倒未必。只是觉得您未必像徇私舞弊之人。”

我正色道：“人都是会变得。假如有一天，我成了徇私舞弊之人，你也要据理力争，这既是为你负责、也是为我负责。不过，我李逵自信今天还没有变得那么坏。那么，当着我的面再次提审这个什么刺客如何？”

李光耀答道：“这有何不可？来人！立即提审镇江府知府被刺案案犯高嵩！”

经过提审和调阅案卷，我才知道此案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刺客的身份，二是他为什么要刺杀镇江府知府？这个刺客不是什么京城公差，而是镇江城里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卖药人，名叫高嵩，十九岁，家境贫寒。其次，他刺杀地方长官的缘由，从他展示给知府的貌似公文的黄纸上透露了出来——上面写着“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放房钱！”当年，皇家有诏书，从首都到地方，无论公房、私房，房租一律降低一半。于是，真相大白：镇江府是因为不执行朝廷要求降低租客房租旨意，引发了穷租客高嵩刺杀知府张楠的案件。

这件与房租有关的刺杀案在宋史上很有典型性，案情公开后，朝廷再下落实降低房租的圣旨，各地方官府也严格执行了。后来，多地发生灾害，朝廷分别下令各地房租降低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按比例的永久性减免房租，实质上是打压居高不下的高房租。宋代公租房减免房租尚有如此波折，让民间房东一起降房租，更是难度颇大。实际上，遇到朝廷降低房租的通知，那些与房产主有勾结的州县官员或者藏匿公文不发，或者拖延。而一些贪婪刁钻的房东们更是阳奉阴违，或者先故意抬高房价宁愿租不掉，再假装房租降下来，实际上房租常常是不降反涨，或者一段时期干脆停止出租房子，以避风头，这样一来，反而给租客们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和麻烦。这就是整个宋代，尽管每隔一段时间，朝廷都要求各地官府关注民生，降低公私房租，然而，房租却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到这个情况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加剧，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对李光耀说：“我想为李大人送一份功劳，你要还是不要？”

李光耀笑道：“殿帅有何功劳要送给在下？”

我对李光耀说：“写一份奏折，提议成立专门受理房租涨价案件的执法队，以缓解社会矛盾。”

李光耀躬身道：“谢殿帅成全！我遇上殿帅，真是三生......”

我骂道：“别说那些没用的，赶快写，写了我看看，我还有事！”

于是，知到李光耀写了一个“关于成立专门受理房租涨价案件的执法队，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折子。为什么叫他写，而不是由我直接上奏？主要是想到如果我写了，再如果像以前一样，去找梁太尉，梁太尉一定不支持我这样做，以免引起宿太师误解；直接找宿太师，又怕他以为我给他的分管政务挑刺；直接找皇上，又怕梁太尉或宿太师的眼线说我越级上奏。怎么办呢？不报又怕听之任之，影响社会稳定。于是，我把这个人情送给李光耀。

当然，离开时，这个镇江府知府被刺案案犯高嵩我是直接带到了殿前司。至于这事如何摆平，大理寺有的是多种多样的方法，不需我这个行伍之人考虑。高嵩知道用计刺杀一镇知府，自然知道我救他出来一定会有所图。进了我的办公大厅，见我侍卫簇拥，知道我身居高位，立即爬下叩头，说道：“谢大人救命之恩！”

我踢了一脚，骂道：“我见你是条汉子，救你一命，下次再见你爬下叩头，一定再送你回大理寺斩首示众！”

高嵩立即站起来，笑道：“别人都喜欢人来叩头，以示权威。大人不同凡响！”